百年前影响日本人对华观感的游记
【想入非非】
1926年昭和天皇上台，日本朝着军国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。反战思想在日本也越来越不受待见。
(相关资料图)
蔡非
在没有网络的世代，人们极度缺乏对外国的了解，名人的游记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形象，这并不是奇怪的事。
最有名的例子，是1893年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游记，彻底打破了英国人心中“天朝上国”的幻梦，引发相关报道跟进。鸦片战争的发生不能不说和当时的报道有关系。
而进入20世纪，旧中国原本就腐败落后的国际印象达到了极点。
在20世纪30年代，如果你问一个没来过中国的普通日本人的看法，他大概率会说“不堪设想”，你问他这种观念如何而来？他大概率会提到芥川龙之介的《中国游记》。
芥川龙之介被称为近代日本三大文豪之一，从小酷爱中国传统文学如《西游记》《聊斋》等，1921年他被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派，先后游览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芜湖、汉口、洞庭湖、长沙、郑州、洛阳、龙门、北京等地，回国后在“大阪每日新闻”发表《上海游记》（1921）和《江南游记》（1922）等。
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两篇。无论是中国的景点、中国的人民、还是中国的文化，在芥川龙之介笔下彷佛都是一派“无趣、肮脏、庸俗、病态”的景象。
丑陋的车夫、贪婪的卖花老太婆、漫天要价的古董店老板、舔食自己腐肉的乞丐、 悠悠然向湖心亭池子里撒尿的男子…… 即使是大戏院中仪表堂堂的先生，也用擦手的热毛巾“擦了一通脸又擤了鼻涕”。
走在上海城隍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 芥川龙之介心中忍不住开始了犀利的批判，他写道， “杜甫、岳飞、王阳明、诸葛亮一样的人物，在这里毫无影踪，这不是诗文中的中国，而是小说中的中国：猥亵、残酷、贪婪”。
在芥川龙之介看来，上海是罪恶之城，到处充斥着犯罪与疾病，而且脏得让人无法忍受；杭州西湖有庸俗化的倾向，岳飞和苏小小的墓地，变成了 “毫无诗意的土馒头”， 岳庙更是变得面目可憎；苏州城内的景致叫人难堪，不仅孔庙已俨然成为蝙蝠的窝；著名的寒山寺变得俗不可耐；虎丘成了一座乱坟岗.....
芥川龙之介笔下描述的这一切，让今天的中国人读来都感觉大吃一惊，原来这些著名景点曾经是这个样子。
公平地说，虽然芥川龙之介的游记与报道在当时两国文化界掀起了大波，但也不能否认，文中所描写的景象确实是存在的。
但是，考虑到芥川龙之介的身份，我们也不能说芥川龙之介的游记是完全合格的。
因为他不是只顾流量的直播网红，而是身负启迪重任的大文豪。理当比普通人看得更远更深。如果仅仅只是单纯直观地把感官感受到的一切反映出来，而不去深入挖掘事物背后的真相。大文豪的价值又何在？随便用个会用笔的日本人，不一样可以写出中国游记吗？
例如，同样是描写黄包车夫，芥川龙之介只是拿日本的同行与中国车夫对比秀一秀优越感，除了助长日本人的自傲外别无意义。
相比之下，深入探讨社会的《骆驼祥子》才是作家该写的东西。
所以，其实这篇《中国游记》与其说是芥川自己想写的话，还不如说是“大阪每日新闻”借用芥川大作家的名号写的东西。
大阪每日新闻是以报道中日甲午战争为契机，发展壮大的的一家民族主义报纸，他的涉华报道战略可归纳为: 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在赞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 “现代化新貌”的基础上，不遗余力地为日本的殖民政策辩护。
芥川龙之介也许也看透了这一点，于是在发表了《上海游记》和《江南游记》之后，就草草的结束了和大阪每日新闻的合作。而他其实还访问了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北京等地。
直到三年以后的1924年，他才在一家远离政治的女性杂志上发表了记述长江之旅的《长江》。又在1925年发表了《北京日记抄》。这时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真正的感情才表现出来。
他其实是将北京视为“第二故乡”来看待的，因此他会在作品里赞扬抵制日货的湖南女学生，会公开批评日本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中国的殖民政策。
知道了这一点，熟悉历史的读者应该为芥川龙之介感到庆幸。因为他毕竟生活在相对宽松的大正世代。
1926年昭和天皇上台，日本朝着军国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。反战思想在日本也越来越不受待见，芥川龙之介后来的作品，在昭和世代更不太可能被发表出来。还好他死于1927年，不然的话，当他目睹当年在大阪每日新闻留下的违心之作，最终成为了战争号角的一部分，不知道作何感想。
（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）
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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